梁山泊的义气与帮派

对于电视剧《水浒》，总的印象是不足之处较多。而其中后半部宋江接受招安带着众兄弟去打方腊，把一个个兄弟往坟墓里送，更是让人气闷。是什么动机、什么力量驱使着宋江傻乎乎地像一只带头羊似地把众兄弟往屠场里引进？也许这可以勉强解释为宋江中了高俅、宋徽宗的阴谋诡计；那么，为什么明明有那么一批人公开反对招安甚至闹得很不愉快，事到临头却又没有谁站出来坚决拒绝，服服贴贴地跟着送命？编剧、导演显然没有找到合适的答案，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那样一个个莫名其妙的沉闷场面。

“文革”后期那场大批判，把宋江打成投降派，或如某些人说的那样，是叛徒、特务、战犯“三合一”的奇丑；说李逵（还有几个别的人）是好样的英雄。这其实并不解决问题：反对投降的李逵，在奉旨打方腊时根本不曾同宋江划清界限，留在梁山泊（或另立山头）当他们的好汉，同大宋皇帝作对头，而是无条件地跟着，该跪就跪，该拜就拜，在战场上依然是个卖力气打方腊的干将。光谈动机不谈效果，把他同宋江划成两个阶级，如果让他复活，被宋江毒死的他肯定会仍坚决反对否定宋江哥哥。

比较讲得通的是“义气”。梁山好汉结合在一起，那旗帜首先是“聚义”。义气这个东西，有它好的一面，那就是共同团结对付困难艰险。宋江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给晁盖通风报信，讲的是个“义”字；梁山好汉冒大风险劫法场救宋江、戴宗，也是为了一个“义”字。义气也有不好的一面，最突出的应数《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而从根本上破坏了联合东吴对抗曹魏的总战略，结果造成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的无法维持，诸葛亮怎样努力也挽回不了蜀汉的颓势。在《水浒》里，众好汉虽有一批人不赞成接受招安，却又在“义”字的驱使下乖乖地就范。问题是：小说没有写出这种局限，电视剧编导也没有从屏幕上把这一点表现出来。究竟如何表现？读罢张国光的“封杀”论后，不禁又为此反复思索。

王学泰先生对中国流民甚有研究，写有专著。昨日来访，蒙他送我两本新著，其中一册《燕谭集》中有《话说游民》一辑，翻读之中，终于从他对“水浒气”“三国气”的阐释中找到了可以说得通的答案，心头不禁一快。简单说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义”的山头主义也即是帮派思想，驱使他们成了帮助宋皇朝消灭方腊的工具。

在晁盖、吴用们聚义的时候，并无后人附加给他们的农民起义推翻封建专制的明确目标，开始时就连同大宋皇帝作对头的想法也未必有，只不过或被官司逼迫，或被贪官土豪欺凌，或走投无路，有的更干脆就是为了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而结合成一个个“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的集体，靠打家劫舍谋生。他们占山为王，少华山，清风山，二龙山，梁山泊……站稳脚跟之后，往往把自己的地盘视为不可侵犯的势力范围，不容外人染指。王伦拒绝林冲、晁盖等人入伙就是一例：他很明白，只要让林冲入伙，很快地就得变成第二把手、第三把手甚至被吞并。当然，为了壮大实力，他们也并不总是排斥别人。在宋江这个旗号下，不少山头的好汉都自愿地投奔梁山泊入伙就是另一种例子。结成一伙后的梁山泊，诚如鲁迅所说，并不把一切人都当成兄弟。不仅前来镇压他们的官军和地主武装是他们的敌人，那些没有同他们结义的山头也可能是他们潜在的对手。在他们看来，方腊就是这样的一个对手。这一点，在《水浒》中没有任何表现；但是，看看朱元璋同张士诚、李自成同张献忠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理解：一旦彼此的势力壮大到一定的程度时，原先的战友也可以成为敌人。甚至在共同联合取得天下之后，这个山头同那个山头、这个帮派同那个帮派之间的矛盾和影响，仍不时地会在某个问题中冒了出来。

毛泽东在《井岗山的斗争》中谈到了这种帮派观念在革命队伍中的影响。其一是地方主义。“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另一个是土客籍的斗争被反动势力利用，“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段话很有助于我们理解“义气”这种帮派观念的落后乃至反动的一面。如果改编电视剧时从这些角度考虑，不是原封不动地而是多少暴露一下这种帮派思想的存在和起作用，增添些宋徽宗的怀柔挑拨，删减点高俅的骄横粗暴，让宋江们一步步上钩，想来会减少一些遗憾。